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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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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困惑、寻找和表达  

2017-01-02 17:26:32|  分类: 国家法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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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困惑、寻找和表达 - 冷锋看法 - 冷锋看法
 

王兵:吴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北京东书房大学堂演讲。在演讲前,我们想请您谈一下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思历程,从如何上大学到怎么样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比一般历史学者更有穿透力的解释概念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作为后辈学人,希望从中能获得一些教益和启示。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当时上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自己考上去的(非工农兵推荐)?一开始学中文,后来怎么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整个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吴思:嗯,我是78级人大中文系,那时候肯定都是考的了。

第一年考是半年前,78级前面有个77级,相差半年。那是第一次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当时我的态度是抵制,不参加(笑)。我是极左,正在学大寨呢。我们正在大寨参观,就说要开始高考了,北京市先进知青参观团,然后我们参观团的先进知青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今年学大寨,明年考大学。

王:那时候处于知青的生活(状态)当中了。

吴:嗯,然后就在农村,第二年就考了。当时第一热门系就是中文。

王:当时文史哲很热吧?

吴:是的,但是中文系尤其热,我就报了中文系。人大,是因为我妈妈、我大伯,他们反正都是人大的,就好像我们家传就是人大的。

王:人大系。

吴:反正我们就都上了人大。原来是希望到那儿去学习怎么写小说,那时几乎中国绝大多数青年都是文学青年,如果没有变成文学青年就是正在路上(笑)。

但是,老师很快告诉我们,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那个时候就很失望,但是那个文学理论实在没什么可学的。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一种……说服力很差的一种对文学的理解方式和解释方式。然后,实际上我们做的最主要的事儿,就是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大量的时间用于看自己感兴趣的书。那个,每到考试前那半个月,才开始把这一学期学的东西过一遍,然后去考一个试。

王:跟现在是一样的。

吴:现在还是这样的?

王:临时抱佛脚这样的感觉。

吴:那就是继承了优秀传统。

看什么书呢?当时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文革封了十年,几乎很多学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心理学,但是心理学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知道有社会学,社会学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刚进来,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说什么?当时开始批评——对于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有一点反省,就是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但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那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青年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开始进来了,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领域,主要看的书是这方面的。

王:马克思的这部分资料都是新的是吧,就是跟以前教科书不一样的东西。

吴:已经不是标准的教科书。标准的教科书还教那些,但是我们就是用应付考试的方式。

我们要看马克思的东西,或者马克思那条路上的东西。比如说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密洛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有人译成吉拉斯,他的那本书是对我有挺大震动的一本书。还有,当时在说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那套理论。人大教授有个叫吴大琨(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他在推荐这方面的书。

王:人大政经系学养很深厚的一位老师。

吴:他推荐的一本书叫做《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也是在谈类似亚细亚生产方式那条思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路。当然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谈异化问题的,我们专门就有一学期的课。

王:就专门谈异化这套理论?

吴:对,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我们上这堂课的老师刚去世,就是丁子霖老师的丈夫蒋培坤先生。蒋老师讲课比丁老师更有深度,丁子霖老师也给我们讲课,讲的是《西方美学史》。

王:同时学经济学与美学很有意思。

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实也是美学,蒋老师是按照实践美学的思路去谈异化问题,谈人的本质力量,去追寻,按照马克思主义前期的思路,仍是一个系统,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大框架下,但是这个框架已经偏离了斯大林到毛泽东的那个。

王:纯粹意识形态的东西少了。

吴:对,有了更多的学术色彩,而且有了更宽广的视野。谈人的本质是什么,再谈对中国的理解,超出了毛泽东、斯大林定的框子,已经开始走向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新阶级》。其实不管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新阶级》,都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就是中国不能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斯大林版本的唯物史观去讨论问题。

比如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意思呢?国家的力量全面地介入经济基础,这还是斯大林版本的唯物史观?新阶级是什么意思?一个打了天下的政党,这个官僚集团自己成为了一个阶级。按照唯物史观来说,它怎么能是一个阶级呢?它明明是上层建筑的一个执政党。阶级是用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的领域定义的。这全是违背了唯物史观的。这是一个跳出了斯大林模式的、甚至于对斯大林模式的一种反动,这是一个思路。

另外一个就是,西方的很多学科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比如说,社会学是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 。

王:那时候中断了,完全没有这了这个学科。

吴:对,完全没有这个学科,没建。当时我们就到图书馆里去查,只有比如孙本文写的《社会学原理》,还是三四十年代民国时期的教材,他初次引入社会学,这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等于我们在接续民国时期的某些传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呢,当时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都才开始进入中国,中国还有一个心理学知识来源是苏联,所谓的修正主义的那个路子,这又是一个新学科。还有费孝通的比如说《乡土中国》,他的那个《江村经济》还没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这些又是一个新的领域。还有一些国外进来的,比如说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也是社会学入门书,看看当代的社会学。那时候看英文非常慢,但也大概知道在说什么意思。

马克思的一路,西方的一路,还有传统的一路。

其实我们文革那么多年,批林批孔时就没有完整地看过《论语》。当时《论语》也没有,借出老的《论语》版本来,一边看一边抄了一遍。像《庄子》、《老子》这些都是初读,完整地去读一遍,究竟《庄子》前后都在说什么。《老子》、还有佛经,比如说《六祖坛经》都是初读。这就是在官方规定的课程之外,展开的新的视野。

我的问题意识,在那会儿也不能说那么清楚。但是一直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延续到现在,越来越清晰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原来我们接受的斯大林版本的、一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对社会的理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斗争等——然后到中国农村去看,用他们那个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去理解中国历史,不能够解释我们经历的那一切。然后,文革一结束,整个四人帮的东西遭到批判。

尤其是在农村的时候,我发现按照他们说的做的都不能成功,都是失败的。发现他们说的地主,其实是干活最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是贱民嘛,不敢不好好干活。而且他们说的贫下中农,恰恰是最敢折腾的人,最敢偷懒、最敢偷东西的人,他们不在乎。按照学大寨的那个路子说——这叫通向共产主义,这是一座金桥,人民公社是金桥——恰恰是,根本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的。

现实生活告诉我,这个生活、社会,不是理论上说的那个样子。尤其是文革一结束,学大寨运动一失败,知青运动一失败,整个就是世界观崩溃了。

然后就要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那时候还说不上是一个历史观,但至少要有一个世界观,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到处去找,找什么呢?通过这个新的学科,通过历史——通过传统,通过马克思主义等路子去寻找,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个答案,还要完成一个世界观的重建。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要往哪走?

王:当时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吴:对,始终要面对的是,要解决这个困惑。但是这个问题意识又没有提得那么清楚。就是,以前的世界观就彻底崩溃了吗?如果现在我说,就只能说,那是一个崩溃的过程,正在那个过程之中。

王:不是立即没有的,是一个崩溃的过程。

吴:说服力越来越弱。越来越急于找到一些替代的,一些补充,那就是大学时期的一些基本状况。

王:就是说还是有一种家国情怀在里面,要关注社会,不是做一个纯粹的文学青年,两耳不闻窗外事。

吴:你说的这又是一个新的维度。刚才我说的是世界观的重建。文学青年其实最关注的是人生,就是有一种人生观的重建。但是这个人生观,在我们那个时代,在1978年,78级进去的时候,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有一种非常严密的、妥贴的结合,也就是当时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就像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著名的话:“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应该这样度过,这标志着外在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他是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就是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伟大的事业中去,你就能进入无限,成为不朽。

王:这是隐含的意思是把每个人当做一个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吴:不是。我们理解的,当时不是那样的。当然你理解的什么螺丝钉、铺路石,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当时那么想的时候是有悲壮感和自我牺牲感的。实际上,很多人超越了这个层次,不是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铺路石,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然后融入到一种伟大的事业。在那个融入的过程中,你可能发挥得很好,可能不是一颗螺丝钉,你可能闪闪发光,但是你可能也是一颗螺丝钉。如果要是那样,必须当那颗螺丝钉的话,就很悲壮地去当。当然,更多的浪漫的幻想可能存在,比如说干你最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当个作家,写出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书。那又是一个整套的梦幻的设计。但是,一旦发现共产主义本身,或者对我们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生了疑问,说这条路是不是出了大问题?走错了?那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随之崩溃。

王:那是一种自我启蒙的状态吗?

吴:是自我寻找,就是这个路是否会通向启蒙的路,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以前的解释是不对的。以前的那些都是有问题的。老师正在教我们的那个东西,我们觉得没有说服力,不能接受。那什么东西有说服力呢?乱找一通。到处去找。什么能够说服我们就接受什么。通常找到的东西是有部分的,比如说1/3、1/2的说服力,或者,接受但是又不能整体的全都接受,觉得我们不用再找了,问题解决了。而所有的东西组合起来也不行。

王:就是您那一代当时已经有了很强问题意识。与后纯粹做研究的学者还有很大不同,因为您是经历者。

吴:始终有一个重大的困惑,对人生的困惑,对世界的困惑。后来又发展到对社会的全面反思。而且有实感,觉得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

我那会儿已经当过两年多的生产队长了,整天和农民打交道,我们当然知道农民是什么样子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农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说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对劲儿,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接受了;不对劲儿,你说的什么逻辑也没用,我也觉得你整个就是不对的。那就是,不仅有一个问题意识,还要有一个对问题、对世界的一个基本感觉。你说的什么东西,不能与我这个感觉偏离太远。那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识感。

王:常识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现在都号召很多人学常识。

吴:常识不是学的,就是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些就是在大学时期的读书、思考状态。

王:后来您就去了《农民日报》做记者去了。

吴:当记者之后——其实我们那会儿的记者理想、英雄,就是刘宾雁那样的人。刘-宾-雁“铁肩担道义”,到处去打抱不平,到处去写,写一个人就写得把这个人给枪毙了。我们觉得他就是理想的记者。刘宾雁到人大去讲课的时候,连窗户上都是人,挤得满满的。后来,我当记者的时候,也是那样地想象。其实这个想象本身就是偏离现实的,但是没有意识。所以,后来当了记者之后,又开始补上一课。我以前在农村的那个课是:知道一个村庄一直到知道一个公社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再往上,比如说到县里、市里、再到中央是怎么运作的,完全是想象,没有实感。

王:当记者就有机会了啊。

吴:对,当记者就有机会了。但是当记者,一开始设定的模型——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基层我知道,上层我不知道。其实设定的那个想象和假设,仍然是来自书本,来自灌输给我们的那些东西。

可是当了记者,比如说当时,我一开始去了报社就在总编室,编采合一,你要是觉得你有什么选题很重要,你就提出,那你就去跑。然后我跑到群工部去看他们的读者来信——那都是最原始的东西,一手资料。看那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地方在说,开封地区化肥供应,国家的规定就是你交平价粮,那边卖你平价肥,这是挂钩的。数量全是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挂钩。但是农民说买不到这个挂钩肥,只能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肥。每交一斤粮都会有一定的确定数量的化肥,为什么没了呢?哪儿去了呢?我们看到的来信,就有揭发内幕的。就是说批条子,各级官员——比官倒弱一点——到我这了,我的亲戚朋友跟我要,我批给他两袋。

王:这是最初的寻租行为吧。

吴:对,这是计划内的,平价的。他一批出去,外面马上就可以卖高价,这等于在批钱。这实际上是双轨制,有人在吃差价。谁能吃?他这个权力范围内能批多少?这都是问题。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人批条子。

王:这说明当时“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吴:对,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有农村集市贸易,也有那么一个受到各种交易限制的场所。是有市场的。

但是主体的这个生产资料的供应,都是以计划为主。剩余部分有些可以卖一些高价。但是,在理论上,所有的农民交了平价粮,都应该能买到平价肥。然后我们一看,没有,我们就想去调查,这就是从最高层,也就是从农资局、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一直往下到省里,到省供销社,然后省农资局,然后到开封地区,然后再到县,再到村,我们整个顺着跑了一遍。最后就发现,跟我们想象的这个系统、这个条条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从中央到地方,这算是解剖一个条条。到了各地,就是一个块。条条块块。这对我来说就是完成了一次对于村镇以上的那个现实的理解。

那个理解就是:另有一套规矩。

名义上说得清清楚楚,挂钩肥怎么分配,每个省到市到县都是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的。但是,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一批条子肥批出去。等到批到了村的这一级,你去问农民买没买到过平价肥,见没见到过?他们说见到过,队长一袋,会计一袋。那就是,实际上,名义上存在的这一套运作体系到了最后的农村的时候,完全没有了。这个正式的水龙头一拧,这个渠道最后只落了两滴,一滴落在队长家里,一滴落在会计家里。剩下的另一边的渠道,源源不断在卖。正式的规则系统到最后就是这个样子,而那个“潜规则”系统几乎承担了全部资源分配的功能。

这对我是有冲击性影响的。原来这世界上还另有一套规则在运作着,而且占支配位置的。至少在资源分配上,在农民的感觉之中,这才是有效的一套规则,而那个上面看起来在最高层是真有效的,越往下越无效,到了农村基本上就没了。当时就要描述这种现象,给它一个概念。我当时编的那个词,叫“内部章程”。有一篇报道的那个题目就叫《内部章程》。因为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有用?谁的条子没用?有用的范围有多大?你不能都批了吧?他们内部之间有事实形成的这么一套规矩的。而且,到了执行者那里,我们说有这么批条子的吗?拿来给我们看看?人家拉开柜子,就拿出一摞来。人家不觉得这是秘密,他觉得当然我没责任了,这都是领导批的。我有特别深的感觉,就是,这就是一套规则体系在分配(资源),实际情况是按照这个在运作的。

这对我又形成一个冲击。我觉得这样一来,从对村一级的整个理解,还有对村以上到中央的这个理解,又是形成了一套实感,这就是我的一些问题意识的来源。

还有,我在85年的时候——我82年毕业,上面的(调查)是83年做的——然后,85年的时候,我是当总编室的副主任,那个,就是接触各种来稿,我就觉得没意思。在86年的时候,我就申请去群工部直接去看那个东西,我就在群工部当了副主任。当然,那个时候要大量接待上访。他们告状没用么,就像跑到于老师这告状一样,他们就会跑到报社去告状。当时我要是愿意,我就整天可以干这个。但是,一般有人去做,有时候我也去做,至少我接过的上访的人得有几十次了吧。每一次都会听他们讲,然后我看他们送来的材料。

王:那时候主要是农民吧。

吴:对,农民。县以下都有可能,只要跟农口有关系。遍地冤案,到处都是冤枉的。我相信他们说的基本上都是事实。但是你知道,他们来的意思是他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按照正式途径是解决不了的。那就是,到处都是冤案,到处都没有一个解决冤案的机制。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而几乎所有看到的那个冤案,最后都冒出来一个人,一个官方掌握权力的人,说:“怎么着?就这么办了!有本事你告去!”一种赤裸裸的强硬,你也没办法。这都是构成我对生活理解的实感。这种实感积累多了,就帮助我形成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挺扎实的实际感觉。就是你拿出什么理论解释这个社会都行,但是这个理论如果偏离了我的感觉,那么我不接受。

在那时候,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吧,我是不断地读,接着读刚才说那几条路的东西。有更多的西方的知识进入中国,那个社会学更完整了,心理学的也更完整了。

王:八十年代引进了一大批译著。

吴:对,还有经济学,这些东西都开始读,想让它们帮我形成对于我接触的这些东西的理解,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当然,最后这个高度非常凝炼的那么一个哲学的很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冲突解释,创造出五个阶段,这是一个很简练的宏观的解释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对我来说已经崩溃了。可是,新的替代者在哪儿?

我一直在想一个局部的、一步步的解释,最后形成了一个宏观的解释。这是我82年大学毕业一直到92年都在做的一个事情。

王:就感觉您这当记者就像做田野调查。虽然当时不一定意识到,但其中已经有田野调查的功夫了。

吴:至少,背后想形成的理解,不是对一件事情完整的解释和报道,而是形成对世界的、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完整的图像。一直在拼这个图。在这个拼图的过程中,生活本身增加积累,帮人家打官司,冤假错案这种事儿,介入越来越深,你就看到了政府如何不讲理和蛮横,农民如何无助。

当然我和农民打交道是非常早了,我也知道农民一旦得势的那种蛮横和不讲理。包括他们互相之间,如果我能欺负你,我也绝不手软,这些是我很早就熟悉的。当然现在看到了、加上了政府的这种蛮横。毕竟我当队干部的时候我还没那么蛮横。我可以看到蛮横到什么程度,形成的这种冲突都无解。这些都是越积累越多的问题,可是我实际上读的那些理论都没有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帮助我解决暴力的、权力的、赤裸裸的这种嘴脸冒出来的背后原因。这是促使我提出“血酬定律”的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和形成它的基础,也是“潜规则”形成的基础。都跟我的这个报道,还有在群工部干了两年的实感有关系。

我估计做信访的人,一定会形成跟我同样的困惑。如果他要构建理论的话,一定会找一个解释它权力蛮横的来历,它的根基,让你没办法的东西,最后一定会找到一个词,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暴力集团。

但是,对我来说,根本没想做。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理论解释这一切了,但问题是我就没找到这个理论,我就到处去找。找到大概92年的时候——

当然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八九。那八九又是一个强烈的冲击,我们又更清楚地看到了权力彻底的、直截了当的展现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也完成了一次转折。我在87年的时候还在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分部)受训,学经济学。那时候就一直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到了89年的时候,那么直截了当的一次权力蛮横。这对于我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一路走下去,找到答案似乎不可能了。

比如说,87年我在中央党校学的一门课就是《资本论》的简读,缩写本的,去看那个。我以前一直学政治经济学,学了好几遍了,但是真的要按照缩写版的《资本论》去看,还是觉得受益不浅。但是根据我对生活的实感,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提出了对《资本论》的一个基本逻辑的质疑。《资本论》的最基本的逻辑是,它从商品的两重性说到劳动的两重性,最后说道,一路展开,剩余价值的出现。但是,所有前提都是商品的两重性,商品是一个细胞。我不能逼着你买,你也不能强卖。但是,我看到的生活的核心是,这种生活平等契约的协商是不能达成的。我就不卖你,要卖就是高价。或者是,我就要收你的,你不卖我不行。你要是卖到别的地方,就是投机倒把。这个平等的协商关系根本没有建立,而是等级的强制性的关系。那《资本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平等的、协商的关系之上。即使要剥削你,也是隐蔽的,是通过剩余价值的方式隐含在你工资里的缺了那一部分补偿。是这样的。你要是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但是我们接触的社会的关系基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就把你的房子拆了,明明它值五十万,我就给你五万,有本事你去告去。这种关系《资本论》是不讨论的。那我要讨论这种关系,前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个理论在哪儿?讨论这一切的东西在哪儿?我就在西方引进的东西中找,但他们犯不上讨论这些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这些是我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中国那个时代的问题,也是现在的问题。

所以,我在各种西方理论中找来找去的结果,就是没有觉得一击而中——就是它了,它说服我了。哪怕它仅仅是一个思想,一个核心。社会的细节我们可以去补充。没有。

——到了92年的时候,我就不找了,我就基本绝望了。好像这些最基本的学科我都看了一遍,虽然都是浅尝辄止,但是它的大意我都知道。社会学说什么,经济学说什么,心理学说什么,各种哲学的观点在说什么。没有我要的东西,没有可以解释中国的东西。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新阶级”,比较接近中国那个时代,但是我也觉得它们自相矛盾。它们解释不了。算了,我也不找了。

王:那就自己构建。

吴:也没有。我没有这个野心,也没有这个想法,没想构建。我就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解决一些最简单的问题,比如,学大寨为什么是失败的?我的核心的挫折就是,我作为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副书记,我学大寨失败了。我要理解我为什么会失败。那我先去写一本关于陈永贵的传记,我把他为什么成功弄明白,那么我就能把我为什么失败闹明白。我去解决一个个的小问题,不去理睬大问题。

然后,写了一本《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写完了我闹明白了。但是实际上,陈永贵为什么失败?依然是用政治权力和政治的方式搞经济,调动不起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都是政治热情。政治热情只是少数人有。用行政权力的方式去搞经济,那最后还是要理解,中国的这种用政治用行政的方式搞经济,又是怎么来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也放弃了。我根本没想到顺着这个问题往下追,全都不管了,我回过头来就是下海了。在92年的时候辞职了,离开了《农民日报》。

离开的原因是,《农民日报》的总编辑张广友退休了,他到了全国记协接了一个杂志,叫《桥》杂志,他就接上了我们在89年提出的一个口号,要办民间报刊。他说《桥》杂志国家没给一分钱、一个编制,那就是民办报刊。你来啊?你到这来啊。好像说我是叶公好龙似的。然后我就说,去就去吧。

本来我在《农民日报》,就是刚写完陈永贵,就有一段空闲。然后《农民日报》的社长就找我谈话,说你们机动记者组,人家都有意见,说你们能干活不好好干。要求我组织创办一个新的报纸,叫农民日报《绿色星期三》。当时我在机动记者组,那几个人都被拆了,机动记者组的几个人,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刘震云,他去主办副刊,当副刊部的主任;另外一个去到评论部当主任去了;然后,逼着我去组建一个新报纸去,当那个新报的头。办一个新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要艰难创业,我觉得与其去干这个艰难创业的事儿,不如去办那个民办报刊。然后我就下海了,去办那个民办报刊了。它有了,就是没钱,没编制,所以财政非常困难。我就去干那个去了,一下陷进去。

很快《桥》就被封了。然后我就去干一些别的事,反正都是跟收购杂志和办杂志相关的事儿,就停止思想方面的事儿。我觉得以前的事儿我想不明白了。那个新的,我自己最大的心病,就是陈永贵的学大寨为什么失败,已经治好了,了解明白了。然后——后来全都给封了,我所干的所有的事儿的路,都堵死了——然后我就开始回家,重新看历史,再读《明史》。

在读《明史》的过程中,我想捡起对于“潜规则”的“内部章程”的困惑,按照这个思路看看历史是不是这么运作的,是不是也有一个“内部章程”。那就是96年开始,用一年的时间开始读《明史》,然后越读越觉得有那么一个东西,是支配中国运行公开不说的东西。我就造了“潜规则”这个词儿,解释中国。开始,这实际上是受中国现实的启发,用化肥的启发,回过头来用这个视角去看历史,发现满眼到处都是潜规则。以前读史怎么看不见呢?现在满篇都是。一戴上这个“眼镜”,全都明白了。然后就一边做笔记,一边一篇篇文章写出来。最后——从97年开始就零零碎碎发这方面的文章,到了2000年发了十几篇了——就凑成了一本书,就叫《潜规则》。

王:实际上是在无意识中把您的理论系统慢慢构建起来了。

吴:到了《潜规则》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开头。然后,潜规则是怎么诞生的?我说,那就是背后有一种合法伤害权:你就得这么干,不干我收拾你。我总有办法让你尝尽苦头,逼着你给我点甜头。然后,走到了合法伤害权的程度,后面就得说伤害能力它是怎么计算的,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触及到要害了,就是强盗土匪是怎么挣钱的?

我就找大量关于强盗、土匪这方面的书。看多了,我那个问题就越来越清楚,他们怎么做利害计算?他们付出的是什么,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算的。

先要编一个词,他们挣的那东西叫什么,他们吃的叫什么?农民吃的叫什么?工人吃的叫工资,地主吃的叫地租,资本家投资吃的那个叫利息。强盗土匪他们付出生命,玩命,他们吃的叫什么?一边编了一堆词,从中找了一个叫“血酬”。我们总发稿酬嘛,然后又靠血,流血,编了这个词。

这个血酬与什么有关?这是逻辑自然的延伸。他们怎么算这个血酬?土匪心里是如何完成这种利害计算的?我就不断地想,他们投入什么,他们产出什么。当血酬这种玩命的收入高于他们付出的时候,这个抢劫行为就一定会发生。就是他们投的是生命,这个生命又是怎么算的——风险、冒险、死亡风险等,最后就弄出了一个“血酬定律”。

一旦想通了就开始找验证。重新又去用这个角度去找土匪、海盗他们的行为的资料,一篇篇的文章写出来。这就是《血酬定律》,开始写了,后来汇聚成一本书。

等到一旦出现《血酬定律》这个思路的时候,就理解了暴力集团的核心计算,理解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这些人的生活。然后,我们知道,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我就发现,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就不知不觉的形成了,就有了一种新的对世界理解的框架。我觉得已经放弃了、绝望了,它居然就在这一个个问题之中浮现出来了。

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之后,暴力集团的收入,血酬变成了种种立法。你就得给我,按我的垄断的方式去做。盐铁我就是垄断了,我就是去卖一个高价的盐,你只能吃我这个。铁也是,盐铁的垄断。他们吃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包括他们收的税?我需要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取之于民一百亿,用之于民五十亿,剩下的那五十亿我揣在兜里了,我用来修秦王陵、皇陵、十三陵,用来养三宫六院,还有伺候她们的那堆宦官。这个钱不是用之于民,而是用之于己,这叫什么?这实际上还是暴力掠夺的收入。但是你又不能说他赤裸裸地拔出刀来问你要钱要命,它是通过一堆立法的形式来的,我就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法酬”。它是血酬的升级版,2.0版。这个法酬在中国持续不断,是这个暴力集团吃喝的基本来源。

那还有一批官员吃不着这个法酬,他们悄悄地跟着建立一套潜规则体系,又有那么一套收入。潜规则在这儿。角落里的一批权力的代理人,用行使合法伤害权,合法的暴力,用这个代理的权力给他们带来一笔收入,这就是潜规则的收入。正式的更大的收入叫“法酬”,皇家吃的。

然后,一套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理论框架——就逐渐清晰起来,浮现出来。一旦彻底浮现了,马上就要跟唯物史观、跟现在理解的西方的各种经济学,比如说公共选择方面的宪政经济学,都做一个对比。我的理解就是,我把暴力要素跟生产要素并列,引入了经济学。我觉得这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计算。有一个暴力要素进来了,宪政如何控制住这个暴力?如果,没被控制的时候,它自己构成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学,它不是宪政经济学。

王:是把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吸收进就来了,并加入了“暴力要素”。

吴:布坎南认为宪法是最高的元规则。我看了以后,觉得不对。解释中国政治,哪怕说孔老夫子的那套东西是元规则都是不对的。中国的元规则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一个元规则就出来了,暴力跟元规则嫁接了。然后,他们怎么吃法酬的这一套体系,形成了对中国解释的那一套东西。那一套东西叫什么呢?我就把它称为“官家主义”体系。

王:您提出的“潜规则”、“血酬”、“法酬”这些词,最终可能自然就结合成一个大的逻辑框架,也就是“官家主义”这一套论述。

吴:对。方法论的框架我就称之为血酬史观,现实的制度框架我就称之为官家主义,官家主义里面就包含了潜规则、法酬这些东西。 

王:通过您这样介绍,我们基本上了解了您从困惑、寻找到表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您从一位知青到学者并成为思想家的过程。谢谢您的分享,期待您下午在东书房大学堂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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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困惑、寻找和表达 - 冷锋看法 - 冷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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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从潜规则角度解读周永康案

核心提示:潜规则是有等级的,有层次的。有的潜规则距离宪法和党章很远,有的距离近一点儿。这种差别,其实代表了文明程度的差别,我们可以从距离变化上看到文明的进步。法办周永康,比起刑不上常委这条潜规则来,距离宪法和党章更近了,距离现代文明更近了。

  社会上流传着“刑不上常委”的说法,说这是潜规则,由此推论,法办周永康就意味着破除潜规则。这个说法有道理,从潜规则角度看周永康案,也确实能看出许多东西,甚至能看出潜规则的演变和进步。不过,在进入这个角度之前,需要限定两个条件。

  首先,到底有没有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过去二十多年,中央一级确实没有常委丧失人身自由。从这个事实看,传说中的这条潜规则可能成立。但只是“可能”。因为这条潜规则存在的前提是,常委严重违法,已被发现却不追究,对后一条我们无法确认。

  其次,法办周永康,是否等于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这要看所谓的常委,即政治局常委,到底是指在职常委,还是包括离职常委。我们知道,周永康已经离职。当然,刑不上离职常委也是潜规则,破除了也是进步。只是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甚至还可以看作潜规则的一种。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平反清算周期律》。按照中国历代都有的潜规则,有这么一种规律:在没有制衡或制衡不足的条件下,权力犯了错误,很难在同期得到纠正。公正通常会绕开权势,等到权力被削弱了,失势了,才会冒出头来,伺机启动恢复正义的程序。

  在上述限制之下,我们从潜规则的角度回顾历史,看看法办周永康意味着什么。

在当代历史上,至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并不存在“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那时下台的政治局常委(编者注:彼时名称不同)比比皆是,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也不在少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时高层就没有潜规则。

  毛泽东时代高官下台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直接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解决,用不着刑事诉讼。这似乎堂堂正正,没什么潜规则。但是,按照党章和宪法,党员有权发表并保留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宪法所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即便真犯罪了,应该下台甚至入狱,也要走合法程序。但我们知道,没人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依法要受到宪法的特殊保护,可他举着宪法抗议,没人认账。人们实际遵从的规则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个人说了算”,家长制,个人凌驾于全党全社会,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潜规则,违宪级别的潜规则。

  邓小平时代也没有“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时代是退居二线的核心和另外几位元老商量后拍板。那时候的潜规则,就是二线比一线的权力大。宪法和党章当然没有这种规定。按照正式规定,最高级别领导人的上台下台,更不必说失去人身自由,自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这类程序没有显示出自身的存在。

  沿着这条潜规则演变的脉络看下来,对比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的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大有进步。没有那么多冤假错案了,更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一边违宪违法,一边毫无顾忌地大肆宣扬,全民动员搞大批判。从这个角度看,假如毛泽东时代的潜规则距离宪法党章一百米,邓小平时代就缩小为五十米了。这就是进步。

  刑不上常委,作为一条潜规则,当然是不公正的。不过,相对毛泽东时代的潜规则而言,这条潜规则也可以被称为进步。为什么刑不上常委呢?因为,常委里没有了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不能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了,家长制破除了,这当然是历史进步。

  潜规则是有等级的,有层次的。有的潜规则距离宪法和党章很远,有的距离近一点儿。这种差别,其实代表了文明程度的差别,我们可以从距离变化上看到文明的进步。

法办周永康,比起刑不上常委这条潜规则来,距离宪法和党章更近了,距离现代文明更近了。我说距离更近,不敢说零距离,因为,确认零距离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对周永康处理大体合乎法律程序,被告的权利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确认这一点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比较容易实现,我们在薄熙来案中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进步。

  其次,需要比较长时间才能确认的是,我们需要排除一种可能,即,这不是选择性办案,不是另一种人治,不是向毛邓时代的潜规则的回归,而是司法独立,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只服从正义的原则。确认这一点,不仅需要更多的案件作为证据,更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我们一再读到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宣言,但机制尚未建立。例如,违宪审查机制尚未建立。违法审查打算建立,尚待落实。有了违宪违法必究的制度,法治中国才有了长久稳定的制度保障。

  退一步说,在上述证据得到确认之前,法办周永康,至少可以证明,现在的权力格局相比过去,已经有了进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存在一种潜规则,就是上届领导人对本届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控制能力。这种关系会影响整个政局,超越私人关系的范畴,但又不是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所以这是级别相当高的潜规则。法办上届常委周永康,让我们感觉到,不符合宪法和党章的规矩似乎有所调整。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上述进步?逐步从潜规则退出,越来越接近宪法和党章,这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的演进。在国际关系和党内关系方面都有值得一说的进步,但最重要的进步是,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民众对领导人从仰望逐步转为平视,民众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越来越有独立性,越来越有法治精神,越来越有怀疑和监督意识。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要向法治的方向走。

       来源:http://opinion.hexun.com/2014-07-30/167106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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