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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  

2016-12-10 17:20:34|  分类: 国家法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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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 - 冷锋看法 - 冷锋看法

【内容提要】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关,乡村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相关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变化是,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若是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一结盟的全新结构将吸取大部分自上而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并不断侵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关键词】乡村治理 地方势力 国家与农民关系 内卷化

  取消农业税以后,因为利益关系的调整,乡村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本文试图以2010年7月在河南K镇为期20天的调研为基础,来讨论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主体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取消农业税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影响。

  一、乡村治理中的行动者

  当前乡村社会中,影响乡村治理状况的主要行动者,可以大致列出8个。

  (一)高高在上的国家

  国家是农村政策的制定者,是决定资源如何分配、制度如何安排的决定性力量,又是高高在上的力量。国家农村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具体到农村方面,则是农村可以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而且不断地向农村输入资源,仅2009年,国家的各项支农资金即达7000多亿元。进一步分解,国家农村政策目标可以分解为3个子目标,一是粮食安全,二是农村稳定,三是农民增收。若国家可以用最少的资源付出来达到以上3个目标,则国家农村政策就是相当成功的。

  除了制定政策和输入资源以外,国家也是直接介入到乡村治理中的行动者。国家的在场,往往是通过省、市、县等各级行政向下延伸而至。就是说,国家不仅为乡村治理制定了规则、提供了资源,而且往往是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在场者,最典型的在场是通过批转信访案件,进行考核奖惩来参与和介入到乡村治理之中。在乡村治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将县以上行政均视作国家的延伸而不细作展开。

  (二)正在退出农村的乡镇政府

  县以下的主要行动者是乡镇政府及其负责人。将负责人与乡镇政府分开,是因为乡村治理中,乡镇政府负责人往往可能不是按体制要求扮演角色,而是借体制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且乡镇负责人在取消农业税前与取消农业税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需要区分开来。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利益日渐与农村和农民无关,乡退出村,村退出组,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普遍现象。乡镇试图通过最少的投入来获得短期回报,通过自上而下下达各项指标来应付各种任务和事务。

  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深度介入到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是完成各种税费提留任务的前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税费,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乡镇因此退出农村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事务。只有当农民找到乡镇,乡镇才被动出击。乡镇丧失介入到农村事务以及农业生产中的主动性。简言之,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利益与农村和农民越来越无关系,乡镇没有主动介入到农村、农民和农业事务中的积极性,他们只是要求村组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介入到村里来,往往只是检查、督促村一级是否及时完成了乡镇布置的各种自上而下的任务,而不会主动为村组解决问题、为农民解决问题。由此导致乡镇注意力的大转移,比如从之前90%的精力用于农业和农民问题,转变到90%的精力用于招商引资和小城镇建设,等等。

  (三)无所作为的村一级

  村一级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取消农业税以后,村一级不再协助乡镇收取农业税费。相反,村一级的各种行政资源均来自国家,比如村干部的工资、村级公共行政经费以及村一级各项建设资金。取消农业税之后,村一级几乎不再有从村庄内获取资源的可能,因为国家政策规定取消一切面向农民的税费负担,包括村集体可以借土地集体所有而向农民收租(“三提”等)的权利。村一级可能从农民那里收取的费用是用于村庄公共事业建设的“一事一议”。但在缺乏强制力的情况下,“一事一议”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无法开展。

  目前村一级仍然承担着各种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而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比如低保户的确定、新农合资金的收缴、通村公路建设、安全饮水工程等。惠农政策的落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惠农政策可以惠农,因此可以成为村干部的治理资源,另一方面,村干部不得力的情况下,惠农政策落实起来困难重重,错漏百出,村干部为此颇伤脑筋。

  在乡镇的主要关注点已从农民和农业问题转移出来,由之前主动介入变成目前消极应对的情况下,村一级对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关注也无主动性。村干部关心的是上级任务能否完成。取消农业税后,村一级也丧失了借协助收取税费来和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村因此退出组,而不愿意关心村民组里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

  简单地说就是,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缺少回应村组事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村干部既缺少治理资源,也缺少治理积极性与主动性。村民组治理状况好坏与村干部无关。

  (四)已经散掉的村民组

  村民组是农民生产、生活和人情往来最基本的单元,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一般来讲,村民组也是一个共同灌溉单位,是一个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协作单位。村民组由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而来,分田到户时是以生产队全部人口来承包生产队全部耕地,是按远近、肥瘦、水利条件好坏来搭配分田的,因此,村民组内的耕地,是每一户有多块不同方位的田地,农民之间的土地相互交错,相互构成上下游关系。也因此,在村民组内,诸如灌溉、机耕道建设、病虫害防治、农村技术推广等等,都构成了公共事务。在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些事务一般是乡村强力介入村民组内,通过收取共同生产费来解决的。取消农业税也取消了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共同生产费,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组内一旦出现钉子户,出现搭便车者,村民组便束手无策,结果是村民组内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的事务无法解决,基本的生产、生活公共品供给不足,村民不得不以代价高昂的私人品来补公共品供给之不足。

  与一般具体的公共品相比较,更为基本的公共品是村民组长,因为如果没有村民组长,就没有人出面主持事务,村民组内的公共品供给就更加不可能维持。

  目前中国农村已经发生巨大的利益分化,尤其是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人地分离情况十分普遍,村民组内的公共品供给,利益协调难度极大。一个强有力的村民组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动员手段来防止搭便车,对付钉子户,化解利益矛盾,从而维持村民组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因此,村民组长不仅要有积极性,而且要有能力、有能耐、有威信,甚至有暴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村民组长几乎是无酬工作。没有报酬而事务繁多,且可能得罪人,尤其是组长要做成任何一件公共或公益的事情时,他不得不每家每户说好话,沟通、解释,甚至软硬兼施,而做这些事情又并非专为自己。他感到好人没有好报,划不来,因此干脆甩手不干。“人不求人一般高”,又不是为自己的事情,何必到处求人?要死一起死,死了活该。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再当村民组长。

  村民当然知道没有组长的情况会很糟糕,但没有人愿出这个头。村干部若有主动性,到村民组召集村民开会,摆事实、讲道理、作动员,也是可以推选出组长来的。尤其是,村干部可以动员那些种田大户,以及村民组内势力大、威信高、能力强、有公心的人出来当组长,则村民组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可以依靠村民组长来想办法维持。但若村退出组,村干部不愿自找麻烦,采取村民组有无组长不关我事的态度,组长就很难推选出来,村民组就真是群龙无首,一团乱糟了。

  (五)衰落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

  在村民组内,农民往往也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形成了各种势力的集结,比如宗族、小亲族、兄弟等血缘共同体,以及种田大户等利益单位。

  按K镇村干部的经验,选村民组长,一定要选户族大、兄弟多、有点公心的村民,因为大户族的村民可以获得户族内部的支持,比较有霸气一点,说话有人听。兄弟多更是一个重要指标,即如果有人想搭便车,就可能畏惧组长兄弟多的现实,而“吃亏”算了。正是强制力使得讲道理有人听。之所以还要“有点公心”,是因为假若有强制力的村民组长没有任何公心,他就可能借这种强制力来捞取好处。他捞取的好处越多,村民中的反抗力量就越大,最终,这个组长也不再当得下去。

  (六)越来越多的钉子户

  在K镇,对村民组一级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构成最大破坏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杂耙头”。“杂耙头”是当地农民对土壤中的大块板结土壤的称呼。插秧前,农民耙田,必须将大块板结的“杂耙头”敲碎,这样才能插秧。“杂耙头”被当地村民借用来指称在村民组事务中不讲道理的搭便车农户,即村庄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者。村民组公共事务中的“杂耙头”与耕作中的“杂耙头”不同的是,有了一个“杂耙头”,就会带动其他村民搭便车,因此,要解决村民组内的公共事务,就必须敲掉“杂耙头”。

  取消农业税之前,国家要向农民收取税费,这是硬任务。乡村要完成国家的税费收取任务,必须与农民接触,到一家一户收取税费。乡村要能收取税费,就必须首先拔掉钉子户,否则,一户不交税费,户户都不交税费。正是借助乡村力量拔除钉子户或敲碎“杂耙头”,而使基层治理得以维系。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税费,乡村干部不再与一家一户打交道,“杂耙头”也就不再受到乡村等国家和行政力量的压制,加之当前农村利益的分化,就使得各种各样的“杂耙头”都冒了出来,牛鬼蛇神到处都是,小道理满天飞,结果就是基层治理的无序化。

  户族大、兄弟多的村民当组长,是对付“杂耙头”的一种力量,正是借助这种传统的血缘力量,有些村民组尚可以将“杂耙头”压制住,从而维持村民组基本的公共品供给。

  (七)快速成长的混混、黑社会、地方势力

  20世纪80年代,农村混混开始出现,大都是好勇斗狠之徒,社会形象很差。

  90年代,农村混混进城,并逐步演化为黑社会性质的力量,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90年代后期,混混等黑灰势力介入到农村税费征收等项事务中来,农村公共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黑灰势力所控制。

  2000年之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国家资源大规模输入乡村,农村混混和黑灰势力获得快速发展的营养,而逐步成长为地方性势力,且因为这种地方势力脱离与一般农户的接触,其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改善。

  (八)落单的农民

  K镇农民自称“落了单”,因此对任何混混都失去抵制力,一旦有混混到自家门口要个“面子”,无论多大的利益损失也只能给这个面子。也因此,在当前的农村,以混混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当地又称“面上的人”),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开着豪华小车,单身匹马,满脸笑容,手上文明棍都不用拿,而绝无过去的杀气,也不会有一群背着砍刀的小弟跟在后面。

  农民落单,是指农民的原子化。他们不仅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品供给中无法一致行动,而且无力抵制任何外力的侵犯,他们的无力感,使他们逐步学会顺应时代,顺应社会。在他们的身上,过去支撑他们吵架、上访、斗争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已变得模糊。“既无人在外当官,又没有钱,你又能怎么样”成为农民基本的行事准则。实力不如人,因此只能忍气吞声,忍辱受重。

  因为丧失了力量感、正义感与是非观,落单的农民就不会为了“讨个说法”而到处上访,就不会在“老鼠过街”时冲到前面喊打,就不会为争一口气而拼个你死我活,就不会为讲理而吵架。有没有利益才是决定农民行动的关键,且这个利益,不仅是个人的局部的利益,而且往往是短期的、眼前的利益,是与整体、长远利益构成冲突的利益。

  因为丧失了力量感,若有一个声称敢拼命的人出来,就可以制服所有人。而一个在80年代就“好勇斗狠”积累下声望的人,尤其是曾被劳改劳教过的人员,他就不需要再来证明自己敢于拼命,即可以到处出面获取资源,包括侵占公共资源。

  因为丧失了正义感与是非观,在农民那里就不仅形不成对邪恶力量构成压制的气场,而且会助长邪恶力量的滋生。且国家无法在丧失正义感与是非观的农民那里讲政治,国家因此逐步丧失来自农民的合法性支持。因为丧失了正义感与是非观,没有原则,任何丑恶现象都可被理解,道德伦丧、见利忘义就变得普遍起来。

  农民落单,导致农民丧失力量感及失去是非观,一方面是个体农民的无力,另一方面则是农村中各种力量的滋长。钉子户的滋长只是其一,上访户、赖皮也在借机快速成长。请注意,这里讲的上访并不单指农民维护正当权利的上访,而是已经有人从上访中找到了谋取好处的途径,从而将上访当作一个职业。他们利用国家制度的漏洞,通过用上访来谋取个人利益。

  在农民落单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大量的老实农民忍气吞声,一方面是少数的狡猾农民起来利用各种机会谋利,农村乱象纷呈。

  (九)小结

  以上分别讨论了乡村治理中的八大行动者,此外还有其他行动者,如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也会介入到乡村治理中去。

  二、乡村治理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

  三、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机制

  四、讨论:从乡村利益共同体到乡村治理内卷化

  (一)取消农业税前的乡村利益共同体

  笔者在《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文中曾提出“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借以讨论取消农业税前的乡村治理机制。具体地说,这个概念是指取消农业税前,因为国家自上而下的税费任务是“一票否决”的硬任务,县乡政府若不能完成农业税费征收的任务,则县乡财政就无法运转,县乡一切行政都无从谈起,因此,相对于其他行政任务,收取税费是县乡政府最为基础的必须完成的工作。90年代,粮价持续低迷,农民增收乏力,而自上而下的各项税费任务却越来越重,农民没有缴纳税费的积极性。离开村干部,县乡几乎不可能有效区分农村社会中拒交税费的钉子户和交不起税费的贫困户,县乡几乎进村找不到收取税费的对象,也很难将税费任务分摊下去。

  在税费任务较轻,农民交纳税费积极性尚有的情况下,村干部有协税积极性。而一旦农民普遍不愿交纳税费,村干部就没有协税积极性,县乡因此倾向通过软硬两手来调动村干部协税积极性,其中包括允许村干部在完成税费任务后按比例留成等奖励性措施。村民越是不愿交纳税费,县乡越是倾向让村干部从完成收取税费任务中获得好处,而村干部越是能够获得好处,村民就越是不愿交纳税费。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好人村干部很快退出,而狠人恶人出任村干部,这些狠人恶人凭借身体暴力来强迫农民交纳税费,且他们几乎是一定要从中谋取好处的。从县乡方面来讲,无论是谁当村干部,收税手段如何恶劣及所留后遗症有多大,县乡首先关心的是农业税费可以按时足额收取上来。财政等米下锅了。农民举报村干部有贪污行为,有违反中央政策的强迫行为,这些举报材料到了县乡,县乡必然包庇村干部,即使村干部真有问题,县乡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查处,因为查处这样一个可以按时足额收取农业税费的村干部,就会打击一大批村干部收取税费的积极性。

  在税费任务重,农民无交税费积极性,而县乡又缺乏有效的收取税费手段的情况下,县乡默认村干部在完成税费任务的同时捞取个人好处,甚至主动制定相关政策条例调动村干部完成收取税费任务的积极性,这样一来,县乡村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简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为了能按时收取农业税费,而牺牲了农村未来的发展可能,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在2002年开始了全国的农村税费改革,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

  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是因国家向农民收取税费要求与收税能力不匹配,最后不得不借助地方势力进入半体制的空间(村干部)来完成任务,但显然,这是以牺牲长远利益、牺牲干群关系、牺牲国家与农民关系为代价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取消农业税之前,全国不同地区农村情况差异颇大,尤其是在一些主要的粮产区,农民负担最重,干群矛盾最大,税费最难收,因此普遍出现了乡村利益共同体这样的结构,并在很短的时间致使乡村治理状况恶化,乡村治理不可持续。还有一些地区虽然没有生成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的结构性力量,但也有了苗头。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是理解取消农业税前国家与农民关系在很短时间迅速恶化以至于不得不进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农业税的关键。

  要注意的是,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从道德上谴责县乡政府,因为这与道德无关。任何县乡干部,若不能完成税费收取任务,财政没有收入,其他事情都无从说起,他们甚至不能继续当县乡干部。他们即使要为人民服务,也首先要让狠人村干部将税费收上来,再去谋好事。县乡不得不利用狠人村干部来完成收取税费这一硬任务。

  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县乡也就不再需要依靠狠人村干部来完成税费收取任务。这个时候,村干部若继续侵犯农民权利,若私吞集体财产,县乡就可以毫不留情地查处,体制性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因此解体。

  (二)县乡退出农村对村组治理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后,县乡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县乡因此退出乡村社会。之前县乡向农民收税收费,必须要压制抗交税费的钉子户,必须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与基本条件。现在,不收税了,县乡也就不必去压制村庄中的钉子户,也没有为农民提供公共品的动力,且因为不再收税费,农民也不再能借秋季不缴税费来要求县乡村提供夏季的灌溉服务。

  取消农业税同时也就取消了搭在农业税中收取的用于村社集体共同生产事务的共同生产费。县乡退出村庄社会,但村庄是解决一家一户小农“办不好和不好办”事务的基本单位。取消农业税后,随着县乡村的退出,村民组内的各种离散力量迅速崛起,集体行动相当困难,共同筹资筹劳以合作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几乎不再可能。虽然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费,而且转移支付各种资源,为农民提供了诸多水电路等基础性的服务设施,但国家毕竟不能解决每个村民组内特殊的细微的却与村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所有公共事务。农民在取消农业税后,可能反而感到生产生活中的种种不方便。农民尤其希望有一种力量来压制住好搭便车、乱当“钉子”的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希望有一种力量来拔掉村民组中的“钉子”,敲碎“杂耙头”,从而重建基本的合作。

  这个时候,若有狠人来当村民组长,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方面的合作,则一定大受村民欢迎。一般的好人显然当不成组长,因为他们压制不住各种离散的力量,摆不平各种利益争执。户族大、兄弟多的村民出任组长,这样的人就可能借其强制力,说话算数,从而可以摆平利益争执,压制住离散力量,并因此为村民组内的生产生活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品。尤其是在稻作区,村民组往往是一个集体的灌溉单位,有一个强势的村民组长出面组织集体灌溉,可以为村民提供的利益之大,绝不能小觑。

  (三)资源输入滋养了乡村社会中的地方势力

  取消农业税后,县乡退出村庄的同时,大量国家资源输入乡村,借这些输入的国家资源,乡村社会中的地方势力介入进来,诸如通村公路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安全饮水工程等等。

  地方势力要从国家转移资源中获取滋养,必须与县乡各级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是各种国家建设工程最合适的乡村承包人,他们并非一定要私分国家资源,而仅是工程正当的利润,就足以在短期内让这些地方势力获利巨大。

  县乡政府在取消农业税后的行为逻辑与之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消农业税前,县乡完成税费任务是所有工作中永远排在第一位的硬任务。取消农业税后县乡的工作重心转向招商引资和小城镇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过去只要能及时收取农业税费就是好干部,现在则要看谁发展经济快。县乡工作中“三农”地位越来越低,县乡政府及涉农部门都逐步从农村、农民和农业中退出。

  不再背负农业税费征收任务“一票否决”压力的县乡行政在如何行为上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招商引资和发展小城镇是发展经济的好办法,不仅有政绩,而且有大量的资源流量,可从中分利。

  县乡招商引资、建设小城镇和搞各种开发,都事关农民利益,尤其是征地和拆迁会碰到钉子户。通过合法程序,县乡有效对付钉子户的成本极高。地方黑恶势力有能力来对付钉子户。县乡政府与地方势力在对付钉子户上达成默契,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地方势力借此从中分利。

  县乡有着极高的开发积极性,核心是将所有存量资源变为流量资源,典型如K镇的小城镇建设,再如土地流转、山林确权、水面承包等等,所有这些开发都因为有大量的资源流动,从而提供了各种分利机会。

  参与分利的,不仅有县乡行政,有地方势力,而且县乡干部也有诸多参与分利的机会,甚至县乡负责人就是为了个人参与分利而作出开发决策的。在众多开发产生出来的流量资源中,县乡干部与地方势力分享“定额租”,开发越多,调动的资源流量越大,县乡负责人与地方势力可以收取的“定额租”就越多。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可能与地方势力结盟,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凭借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到处开发,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将所有存量资源变成流量资源,从而变成可以获取的利益,而这些决策长远后果,地方政府则不予考虑。

  一旦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来收取“定额租”,并因此有着遏止不住的开发冲动时,他们就会利用各种可能空间来选择性决策,这个时候,无论国家向农村输入多少资源,及国家政策将多少农村存量资源释放出来,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成的这个联盟都像一个毒瘤一样,将所有营养吸食干净,乡村治理的状况因此持续得不到改善。

  (四)钉子户与上访户大量出现

  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为分利集团之后,他们不是从每一户农民那里捞取好处,而是从国家转移支付资源中,及从农村存量资源变流量资源的过程中获利,他们被滋养壮大了,但农民并未直接受到损失,因此,他们被农民认为是有本事的人,有面子的人,有能力的人。即使地方势力对付各种开发中出现的钉子户,这些钉子户往往也是拿了补偿的。钉子户只是农民中的少数,是个别,他们被地方势力“对付”的遭遇并不会得到其他农民的同情。相反,一般农民还对钉子户的漫天要价十分反感,认为他们被对付纯属自找、活该。

  农民中的“聪明”人也可以看出当下社会中获利的机会,他们因此通过各种办法来分食各种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其中典型是田先红所总结的“谋利型上访”。这些聪明的上访农民,上访是假,借上访来给地方政府制造压力,从而逼迫地方政府给予各种经济利益才是真。农民一般的上访,地方势力不会介入,因为这其中无利益,且地方政府一般不敢让地方势力介入进来压制(有理、无理)上访的农民,因为这可能引发的恶性事件,是地方政府所无法承担的。谋利型上访以及其他各种精神病上访、无理上访,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软肋。

  (五)乡村治理内卷化

  以上关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讨论中,有了这样一些行动者: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人、地方势力、钉子户、上访户。在这个多元主体行动起来建构的复杂光谱中,一方面,国家投入的大量资源被吞噬,一个越来越肥厚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集团开始长成;另一方面,大量的存量资源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因此被破坏掉。这个过程中,唯有农民上访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软肋。但上访农民并非为了农民未来的前途,而是为了让自己也参与到分享资源的行列中去,这些上访者不能形成领导农民的威望,其形象反而不如以前在农民那里形象最坏而如今已经去除污名的地方势力。农民在这样巨大的地方势力和地方政府结盟的网络下面,落单到没有任何集体行动的能力。

  但问题也在这里,农民落单,成了一盘散沙,农民缺少了力量感,也丧失了正义感和是非观,农民因此丧失了政治。

  一旦农民丧失政治,则国家也就失去了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的力量。一方面,无论国家转移多少资源,都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截留,地方分利集团甚至利用各种政策空间来破坏性地开发以从中获利,而农民无法从各种资源变现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国家在面对各种离散力量时,迫切需要农民的支持,而实际情况是越来越难以获得。因此可以理解K镇派出所教导员所说,过去是一个警察押一队犯罪分子,现在是一队警察押一个犯罪分子。以前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在是老鼠过街,人人躲起来。过去是群体路线,现在是线人制度。当农民丧失政治后,再谈什么群防群治,再试图通过群众路线来进行低成本的治理,就会变得困难起来。

  (六)余论

  这是一个无正义感与是非观的社会,是一个只有利益的社会。

  无信心,无力量,不敢坚持,相信实力不如人,相信暴力,相信命该如此。人微言轻,少说为佳,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不再有气,不再有势。

  要么为个人利益而结帮,要么落单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农民两极分化。

  农民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实用主义原则,以利益来行事及思考,而无原则与道德考虑更成常规。

  这个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道德原则解体。这个社会的感动丧失,侠义丧失,见义勇为丧失,助人为乐丧失,好人好事丧失,奋不顾身丧失,国家民族等超越性关怀丧失,等等。

  国家无法从农民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治安的群防群治不再可能,群众路线代之以线人制度。

  一旦离开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民群众,政府和权力就变得赤裸裸、孤零零,政权就失去了权威与力量,失去了号召力与动员能力,政权就不得不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维持秩序。

  这样的维持仅仅是一种摆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是必然要内卷化的。即这种维持是以地方势力不断地攫取利益、不断地侵蚀公共资源为前提的,其结果是社会资源不断地滋养壮大了一个庞大的地方分利集团。

  这种内卷可以称为地方治理的内卷化。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115um4ggaKDrP-sFDDhm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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