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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鱼塘  

2014-11-20 18:33:43|  分类: 转载天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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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鱼塘 - 冷锋看法 - 冷锋看法
传统农村就是一群“私”的集合体,就算道德也只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如宗族和乡邻),而没有公德和法律的位置。因此只要没有现代法治的强力维护,农村的私人公益事业几乎注定失败——因为它必须以满足农村里每一个人的“私心”为前提,而这是不可能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
不是特称意义上的乡村问题,现代公民社会之自治,以社团发育为土壤,以公共生活习惯之训练培养为前提。没有这个,城乡一样。从来没有让乡村有过自己的民间社团,也就从来没有形成过如何决定公共事务的状态,没有利益不烦,有了利益必争。就算大家都是城市白领,突然面对这样的利益,没人出来形成规矩,他们会不会抢?
——静娅
原标题:

一个公益水塘引发的纠纷

我的高中同学老董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今年年初决定辞职回山东老家搞生态农业。老董是缜密、慎重之人,为了避免无准备之仗,他投入了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在前期考察中。

上个礼拜,他到上海崇明考察,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问他的感受。已经明显变黑的他,依然信心满满,但多了不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如何跟农民打交道。他在山东某县考察时候听说的一件事情,体现了农村问题典型的复杂性。

该县某村一位杨姓老板,在外面开电子厂发达了,想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善事。考虑到该村地处山区,平时雨水稀少,他想为乡亲们挖一个水塘,一来干旱的时候可以浇浇地,二来小孩子们也可以进去游泳洗澡什么的。

项目想好之后开始选址。村里最大的那个派系——其实就是村里姓杨的那个群体——坚持挖在A地,因为A地离他们的田地比较近,这样浇水灌溉什么的比较方便。但村里的少数派们坚决反对,他们理想中的地方是更靠近自家一亩三分地的B地。两派争执不下,几乎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最后,村支书——村里最大派系的领头人——出面平衡,他暂时说服了自己的群体,决定将水塘挖在稍微靠近B地的C地。

钱本来就不是问题,农村也不缺劳动力,没几天,水塘就挖好了。又过了一阵子,下了几场雨之后,水塘里蓄满了水。有一户杨姓人家发现,这么大一个水塘,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放些鱼苗进去,养大了可以多盘菜。杨家人想到做到,水塘里就多了很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杨家人勤快,还经常去喂喂鱼食什么的,慢慢水塘就变成他们家的鱼塘了。

碍于一个杨家,其他姓杨的憋着没说什么。可姓黄的姓刘的不干了,这又不是你们家的水塘,凭什么你能在这里养鱼?于是姓黄的姓刘的纷纷买了鱼竿鱼饵渔网,到水塘里捞鱼去了。杨家人一看,这还了得,明明自家养的鱼,变成了全村人的菜,凭什么呀?这户杨家人就跟姓黄的姓刘的在水塘边干起架来。其他杨姓人家虽然不满养鱼的这户杨家人,但好歹也是同一本族谱上的人,于是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混战,最终演变为全村人的群殴,披头散发的、满脸鲜血的、一瘸一拐的……

第二天,水塘里的鱼——无论大的小的、不管青的红的——全部鱼肚朝上,静静漂在水面上:有人往水塘里倒入了大量农药。

老董说,他从这件事情中,至少明白了三点:第一,跟农民打交道,需要让农民尝到甜头,要让他们有利可图,并且必须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利益,这是前提,否则任何事情都难以推进。第二,擒贼先擒王固然没错,但随着广大农民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只靠一个村支书去说服一个宗族的人,太勉为其难,更不用指望靠村支书说服全村人了,必须考虑到每家每户的具体利益和多元诉求。第三,在城市白领中,鱼死网破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家会考虑做事的成本和规则,但在农村,一切都是简单直接以及混乱复杂的——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我死了你也不能活着。

水塘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户养鱼的杨家人哭天喊地绕着村子骂了三天三夜,累得发了五天烧,也没有找到投毒者,这事情也就慢慢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了了之。几个月后,水塘恢复了平静,孩子们有事没事又去洗澡游泳了,胆子大一些的,可以蹬着腿跳进水塘里。

一个懒洋洋的中午,树上的知了无精打采地叫着,猫猫狗狗们热得趴在树荫下耷拉着脑袋。忽然,一声凄厉的哭喊划过整个村庄,接着便是泣不成声的“我可怜的孩子呀”的嚎叫。躺在凉席上睡午觉的人们光着膀子跑出来,看到徐妈妈拖着那被淹死的六岁孩子的尸体,哭得不像人样。

村民邻居们很自觉地帮忙料理后事,一些神神叨叨的老人则负责出谋划策。正当大家以为事情都过去了的时候,徐妈妈跑到村支书的家门口,和出钱赞助挖水塘的杨姓老板的家门口,理直气壮地要求赔偿:“你说,要不是你们挖这个水塘,我家孩子会去那里玩吗?不去那里玩的话,会出事吗?出了事,不找你们,找谁呢?”

徐妈妈每天颠来倒去就这几句话,村支书和杨姓老板的爹妈——杨老板仍然在外面开厂——不堪其扰,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由杨姓老板出钱,赔偿了徐妈妈一万块钱。

经过了一连串的事情之后,杨姓老板觉得挖水塘这事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出了一份工钱,雇人将那个水塘填平。从此,村民们聊天的时候总有这么一句:“唉,要是那个水塘还在就好了。”

老董说,很多事情其实他也看不懂,“农民们有时候眼光非常长远,比如大家一起帮着徐妈妈料理后事,因为类似的事情谁都可能遇到;但有时候又非常势利,比如水塘选址、比如争抢鱼苗。”

不过,除了老董所说的“好心”的出发点,还有一些基本的边界没搞清楚。比如,鱼塘选址,是需要公开讨论,还是只是村支书的一言堂?杨家人在集体的池塘里养鱼,是否应该履行一定的承包合同?而往池塘里倒农药的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徐妈妈将孩子溺亡的责任全部推给村支书和杨老板,家长对未成年儿童的监护责任又该如何厘清?凡此种种,如果制度和文化上的边界仍然像过去几千年那样模糊不清,那么类似的糊涂账肯定还会在农村一次又一次重现。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18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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