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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足以保护唐福珍,跳楼可以上五楼(转)  

2009-12-09 09:46:04|  分类: 铁血发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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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建嵘

以自焚抵抗强拆的唐福珍女士终于还是去世了。她的不幸还在于,即使付出了生命,房子却仍作为违章建筑被拆除。她的死,被金牛区政府定性为“暴力抗法”,其数名亲友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拘。而唐胡两家人眼中城管的“暴力执法”,被政府认定为“主体合法,程序合法”。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中也对此进行了细化,即“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而即使是享有正当司法执行权的法院,面对“以自焚、自缢、自溺等自杀手段相要挟的”,也规定应“立即停止执行,以缓解矛盾”(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谨防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的紧急通知》)。那么,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法条不足以保护唐福珍的财产和生命?

有种解释是胡家的房子本就是违建,不是合法财产。但我认为这关系到如何去理解“法”。在我看来,法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静态的纸面上的“法条”,它是个动态的实施过程,法的适用要遵循基本的原则,比如不矛盾、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家房产的合法性和反抗的正当性问题,结论可能就不是“违建”、“抗法”那么简单。

若纠结于程序、手续等,胡家的被拆迁房确实没有领到合法的“准生证”。但究其来笼去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政府需要“招商引资”创造政绩时,国家的土地法律被无视,唐家被邀请回来“非法”使用土地,那所房屋被默认了11年;在政府需要“用地”创造政绩时,已经既成事实的土地占有和房屋就成了所谓的“违章建筑”,不顾唐家为开办工厂投入的巨额成本,只能以当年建筑成本价为依据给予补偿。另外,据说拆迁红线特意避开原来的主路,绕个弯将胡家圈进去,让同样没有任何产权证书、和乡村干部有关的楼房保留了下来,这显然是权力作怪导致的不公平。法律这时已成了纯粹的工具,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种潜规则带来的是民众无法预期自己行为的后果,无法预测自己财产的状态,财产权处于模糊状态得不到保障。辛辛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唐胡两家不能接受家族将因不公平而失去财富的现实,举起了棍棒和燃烧瓶,不仅仅是轻描淡写的“不守法”、“要钱不要命”可以概括。

而问题的反面是:为什么法条可以保障政府的暴力拆迁?众所周知,被金牛区政府作为至宝重器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显违宪违法,是公权侵犯权利的利器,几乎沦为“恶法”,却依然具有法律效力。而我们的社会却没有提供解决这种问题的制度途径!作为常识,“法”也不仅是一种中性的规则,它背后承载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生命和财产是“天赋人权”,我国的宪法明确加以保护。但问题是,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在各种条例、细则、办法、甚至红头文件的层层解释下,宪法原则往往被稀释变味,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法律为何保护不了唐福珍?大约也因为其对手是政府,有任意引用对其有利法条、无视对其不利法律的特权。

再者,法律的威严来自违法必究。但是,拆迁不走诉讼程序,由无行政执法权的城管局来实施;在唐淋上汽油要自焚后仍不停止行动;政府作为一方当事人,却又自说自话做起裁判员,这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却不会被法条自动来追究责任。如果存在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力量,如果权大于法,当然就不会“徒法自行”,让手举《宪法》、《物权法》的唐福珍们安心了。

近年来,我们以部门立法为中心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唐福珍案告诉我们,法制化并不能当然地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反而有可能因僵化的法条主义,进一步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制建设还缺少了什么?

我认为是缺少了法治观念。法治与人治相对,是指人民通过制订法律,将部分权利让度给统治者。国家的任何公权机关和各级领导者,其权力由法律授予,应严格遵守法律依法行事。司法机关是社会中权利救济的最终渠道,是正义的最后守护神。

宪法原则和法律为什么会成为空文?政府权力为何难以得到限制?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执政者尚未真正树立法治观念,以法律作为执政的中心。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我国并不是宪政的产物,而是通过革命暴力夺取后执政者单方面制订出来的。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与人民被形容为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界限、法院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都没有经过执政者与民众的协商和妥协,也没有产生违宪审查办法等配套机制,因此很难约束执政者其身。虽然“依法治国”已经入宪,但这一原则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保护私有财产”并无两样。

在存在政法委的现实情况下,当法院在权、财、人等方面不能独立于地方政府时,司法权就没有可能独立于地方党政、完全超脱于地方利益。即使有所谓的行政诉讼法,但在党委对地方最终负责的情况下,对拆迁这一影响到地方财政和官员政绩的重要行为,法院支持民众的可能性也不大。上海钓鱼案中,法院的审理依据是与城管局会商制订的;深圳拟对十四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处以劳教的通知,更是根据深圳市委35次常委会议有关精神,由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发布的。唐女士的前夫胡昌明可能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加上法院并没有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否违宪的权力,才在关于拆迁行政复议被驳回后,没走司法程序而走上进京上访之路,而他能有那媲美中彩票的运气吗?

因此,比法制化更重要的是推动法治进程。只有这样,已经产生了巨大独立利益的地方政府,其“执政能力”才能受到有效制约。不能再借“法”的名义,将本是平等关系中的拆迁相对人,逼到不平等的境地。

其实社会有矛盾冲突很正常,可忧的是小事化大,比如拆迁逼死了人命;可虑的是一再重复,比如唐福珍之后还有青岛张霞;可怕的是完全没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法律既然不被执政者奉为圭臬,又怎么会被公民信仰尊重。而现代社会不靠规则来治理,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个案解决式的信访制度已是效率低下难以依赖,再批着法律外衣“搞运动”、“讲政治”恐怕也只会再蹈历史覆撤。

人可以失去的东西,最后莫过于生命。唐福珍悲壮而决绝的自焚告诉我们,为保护自己得之不易的财产,民众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官不惜命,奈何以死“威胁”之。如果唐福珍像火炬一样燃烧的生命,还不能让执政者反省房屋拆迁制度并加以废除、变革,绝望之下,钉子户们大约只有越来越倾向于以暴力手段自救。这次唐女士燃烧了自己,下次汽油淋下的会是暴力拆迁者吗?。出几个唐福珍,官府也许并不在意。要都成了杨佳,社会可能就会走向动荡。

法条并不一定代表正义和公理,单靠法制也并不足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将付出生命的弱者打成“暴力抗法”,再抓几个“妨害公务”的嫌疑犯,不代表政府就在官民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历史上的朝代轮回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如果不承认,现实将会给其教训。要防止地方政府暴力拆迁带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只有加快法治建设。当然这并不容易,也许只是个愿望。

来源: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12/08/content_6892484.htm

河北承德镇党委书记劝上访老人跳楼被免职

2009年12月09日08:39长城网张宏焘我要评论(387)

 http://vkp.video.qq.com/flv/99/250/6x7XHnA50Xi.flv?sdtfrom=v3

史上最牛官腔:有事别找我 跳楼去5楼

12月8日,承德市双桥区接受网络舆论监督,经过调查核实,对来访群众不负责任的牛圈子沟镇党委书记史国忠,给予免去其镇党委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

12月2日,由于中国质量万里行网刊刊登反映河北承德双桥区牛圈子沟镇征地拆迁问题的《六旬老太讨说法 镇党委书记称“要跳楼去五楼”》一帖引起的反应,各媒体对双桥区较为关注。双桥区对此事件极为重视,立即着手调查,调查情况属实后,即召开双桥区委常委会,做出免去史国忠镇党委书记职务决定,并要求,全区党员干部接受此事件教训,要更加关注民生,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

来源:http://news.qq.com/a/20091209/0009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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