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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有花不完的钱(转)  

2009-12-27 10:33:47|  分类: 铁血发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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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为什么?经济学家各有说法。我的解释是,信用不足。”

3月23日,在“第二届山东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演讲开门见山。

穷国为什么钱多得花不完

茅于轼认为,我们这个穷国发生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很奇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钱;而中国是钱太多,花不完,这很不正常。

有数字说,我们生产出的东西,消费掉的只有60%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储蓄率在所有大国中间是最高的。比中国储蓄率高的,只有新加坡和韩国,但它们都是比较小的国家。

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减掉进口剩余的纯粹出口部分构成。在我们国家总需求中,出口占的比例只有2%,可见,举足轻重的部分还是消费和投资。

茅于轼认为,消费领域的信用问题,主要是假冒伪劣和价格欺诈。消费是一种交易,一个社会的信用会决定交易费用的大小,而交易费用的高低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信用短缺无形中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摩擦力,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度减慢,效率与效益变得低下。而在信用充足的地方,一笔同样数额的资金,可能交换使用四五次,但遭遇信用危机时,这笔钱可能一年只流动一个来回。

他说:“信用不足不仅影响消费,更重要的是影响投资。”

从根本上讲,一个社会扩大生产能力必须要通过投资。从前,计划经济时代,投资项目总是太多,那时候是投资饥渴症,给多少钱都用得完。

茅于轼说,这种现象很正常,大家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必须有更多的投资。然而,现在大家还是希望有更大规模的生产,更多的财富,可为什么缺少投资呢?

“储蓄变不成投资,我们国家现实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他说,现在,银行里存款比贷款差不多多出两万倍。那是不是没人借呢?不是。很多企业家都缺资金。有的项目非常好,就是没钱。“钱是有的,需求也是有的。”茅于轼认为,影响二者结合的障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信用问题。

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不一样。商品市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用问题不是主要的。而资本市场是钱的流动,银行里的钱怎么流到企业家手里去,就是靠信用。当然还有很多办法,比如抵押、担保等等,但这些也要靠信用。这样,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借不到钱的。而中国总体上讲信用很差劲。“因此,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本上是投资问题,投资问题所在是钱流动不起来,钱流动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信用上发生了障碍。”

信用与财产的界定有关

茅于轼认为:“财产权的保护直接与信用有关系。”

一个社会的财产能否得到保护,首先要界定清楚,其次要保护。二者同样重要。

他说,信用就是要确定,对将来的变化有所预期。如果你对将来的变化捉摸不定,你的财产权就得不到保证,你的利益得不到一个清楚的刻画,那讲信用等于零。

一个发达国家,他的财产权一定是有很清晰的界定,而且严格得到保护。茅于轼说,保护是因为有人侵犯。

谁有权利侵犯别人的财产呢?茅于轼说,不是小偷和强盗,因为他们只是取个巧,抓起来就倒霉了。历史上,除了革命时期穷人侵犯有钱人的财产,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权有势的人侵犯穷人的财产。

他说:“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茅于轼把人类历史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的财产权没有保护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无权无势的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的阶段。他说,前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争夺,有一个人增加了财产,就有一个人减少了财产,社会总财产没有增加,有时还会减少。后一个阶段,没有特权,想发财想生活得好,只能多生产多创造,努力学习实现财富增长,这条路不会侵犯别人的财产,市场经济就属于后一阶段。

茅于轼说,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承认每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是从严重的特权社会过渡来的,现在特权越来越减少了,但还有。所以,诚信的基础,说到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平等和自由,也就是没有特权。他说,当前亟需依法界定财产权。

信用改善是量的问题

对于如何建立诚信社会,茅于轼说,这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让守信用的人得到好处,让不守信用的人受到处罚。

首先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他说,现阶段不需要对每个人,而应首先对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建立信用档案,如会计师、承包商、经理等。特别要把个人所得税记录,变成个人信用的依据。

茅于轼说,社会丑闻非常有害于社会诚信的建立。丑闻,就是破坏社会信用的消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丑闻,但必须揭穿它。

他建议,在同业行会中组建讲信用的核心组织,帮助从业人员提高信用,并让讲信用的核心集团得到好处,比如银行贷款比较方便,利息可以降低,可以免除税务检查,工商免检等等,从而吸引别人自愿加入,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信用循环。同时,这个核心团体要流动,违了规的马上除名,始终保证这个团体有很高的信用。

他认为,改进信用难以突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讲信用,我讲信用就要倒霉。茅于轼说,信用的改善只有一个办法,从每个人做起。现实一点就是,我做得好一点,社会就会好一点,“信用的改善是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

茅于轼说:“增加财富的生产,一直是改革的最主要目标,每年我们都希望经济增长率在7%或8%。但现在财富的增加碰到了信用的坎儿。如果我们不增加信用,那么财富的增加就会出现障碍。”

他说,信用是造成社会福利、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他呼吁社会公民:“不要丧失信心,从自己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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