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一副市长不简单，几年官场考核下来，结果是搞了七千多万的额外收入。这不能不在让中国人想当官的同时，也惊讶万分地感叹体制所带来的丰厚“官利”并不保险。在中国，这种“太了不起”的官场腐败，是注定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之中的。
这位“同志”被清除，除了积极意义上的反腐战果之外，也再次深刻提醒体制所决定的腐败并不容易为体制所克服。从数据上看，这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几年财政收入的七千多万积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惯例进贡”，而是长期在工作岗位上努力的“积极”结果。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的监督管理部门，是基本无效而形同虚设的，也就是所谓的同体监督，被再次证明失效。
一个不让人民和舆论参与的所谓监督，只能孵化出这样的结果。在李毅中局长赛跑一般地奔波、替政府挽回面子的同时，还不得不格外小心翼翼地讲话，以维护国体的稳定。我们可以在每起事故中看到，只要有李局长的亲自光临，就有相对应的地方封锁措施在“坚决维护政府权威和党的利益”，一直干到《焦点访谈》记者被殴而“公关”真相不出，就算是“取得了阶段的抢险胜利”。
可以想象，一个不能让中央和人民知道真相的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倒退。但是，应该清醒的是，这种倒退也正是因为体制运行上实际的姑息养奸效果，才得以定型腐败为“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五十多个被传唤的煤老板，就是“转型”的社会标本。但我们反过来看，这些老板也实在冤枉。他们的“冤枉”在于只能屈从这种官员所导向的一个“钱规则”，否则只有一般百姓喝水的清苦命。而从体制上看我们处理的一些高级别腐败官员，可以清楚地发现体制是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规则性犯罪的，该杀的不杀，该重判的以“检举立功”而从轻，甚至在体制作用下还不能对外公布真相，在事实上以“法律剪刀差”形式维护了一个腐败的温床。
这也许就是苗大官人得以愉快地活到今天的真正缘故。而百姓有没有这样的福分呢？只有天晓得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规则，就是这样被搞得天天要整顿、要打击这个和那个的，由此使得中国的总理格外辛苦。虽然百姓在通货膨胀面前腰包紧缩，但对于这样的官人生活而言根本不是问题，百姓仅有的权力是看着他们座在主席台上唱赞歌。腐败的这些官人不唱赞歌都不行，下一届无群众监督的岗位选拔又开始了，于是，“钱规则”开始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有一句正确的废话，那就是“没有约束和监督，导致必然的权力腐败”。今天，我们再次看到了这句废话的真理被检验，但希望不久的将来，不再有这样的“理论谬误”，而是有体制的良性循环来维护政府权威的公信形象。现在，我国遭遇多年罕见的严冬，但腐败的温床并不因此气候而清冷，相反却在体制的“空调”下格外温和而不冷。这就需要从体制上加以改良“土壤”了，仅仅几个“重要讲话”和指示是根本解决不了腐败者不畏严寒的胃口的。
详细新闻出处：http://news.qq.com/a/20080123/001761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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