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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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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诈骗不容小觑(原创)  

2007-06-08 15:28:56|  分类: 国家法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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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六月七日笔者就北京的李崇瑞(王永君)经济诈骗案在《南方周末》的后续报道中所发表的评论。这个人究竟是谁?到今天都没有谁能搞得清楚,但有一点比较“清楚”的事实值得玩味,就是这么一个连身份都不清晰的“能人”能在北京安然地狂骗全国劳动人民数年。由于评论比较敏感,编辑修改后才得以发表。现在自己的这个自由空间里将通稿和原稿一并发出,以供商业人士的参考。

  以下是〈南方周末〉所发表的“经济诈骗不容小觑”

  经济诈骗带来了大量的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惰性的恶性综合反应,一些受骗者在投诉碰壁后,干脆转化为诈骗集团的新成员,或以“私力救助”形式“有组织、有预谋”地运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信和法律权威被彻底打倒。

  诈骗这种古老的行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南方周末》揭露的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融资服务公司只不过是众多骗子公司的一个代表。这些骗子公司大多集中在北京和深圳,两地各有千家以上。

  笔者从2002年开始与这些骗子公司接触,发现它们群体巨大,成员庞杂。其中有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有退休或下岗的公务员,甚至有一些真正的海归人士,更有被骗后就地转化的“觉悟者”。他们的惯用手法是“依法”敛财,通过一系列的所谓“国际惯例”,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达到目的而致受骗方于无法投诉的境地。

  他们的行为导致极大的社会危害。笔者这些年所接触的受骗企业,基本上都处于破产状态。更严重的是,危害没有停留在被骗的当事人处,而是通过当事人向更深的经济关系延伸。

  以广东企业主吴友志的破产为例,为了所谓的“国际项目”,吴志友借债数百万元,订购了某纺织厂2000万元的原料布匹。结果外贸合作方没了身影,吴的资金链骤然断裂。最后,在民工工资的压力下,吴的企业被法院依法封厂,造成了新的就业问题,还拖累了下游企业,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

  更为严重的是,经济诈骗带来了大量的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惰性的恶性综合反应。如一些受骗者在投诉碰壁后,干脆转化为诈骗集团的新成员,或以“私力救助”形式“有组织、有预谋”地运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信和法律权威被彻底打倒。

  笔者曾和央视“新闻调查”记者一同在南方某口岸城市调查,得知当地2005年度记录在案的经济诈骗涉案金额高达320亿元。这仅仅是有报案记录的。这几乎相当于西部一个贫困省份的年财政收入。

  诈骗的猖獗折射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这些年,经济诈骗的主要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转变,从早期的贸易诈骗到融资诈骗以及日益严重的招商诈骗。

  另一方面,国家一些主管部门在虚假注册和假冒伪劣面前并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

  如今的经济骗子,基本都具有合法身份,他们只需通过中介服务市场,而不是正常繁杂的注册渠道就能获得工商执照。会计师制度就更不值一提了,花点碎银,即可把没有资金实力的公司验证为资产超过千万元。有了一身好行头,再勾结一个几乎同样注册的黑心律师事务所,就可大肆编造国际财团的神话。在权威证件面前,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便源源不断地给这些公司送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作为所谓的国际合作项目的前期费用。

  当然职能部门也有为难之处,工商系统由于执法手段弱化,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限,往往只能看着诈骗者合法地实施犯罪后撤离现场。对于公安部门来说,由于经济诈骗无明显的刑事危害,且受限于1992年公安部“不插手经济纠纷”的规定,也往往在不好定性面前左右为难。也正因此,形成了一个与受骗者鲜明对照的犯罪经济蓬勃发展的怪现象。

  政策认识和制度建设上的不够,是形成大面积经济诈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经济犯罪的“暴力”实质的背景下,行政资源的配置严重倒挂。比如,深圳一个几百万人的行政区,打击经济犯罪的经济警察只有区区十八个人,大量警力耗费在不能治本、但又乐此不疲的表面打击上。以至于出现经济犯罪者在受骗者找上门来后,还猖狂地指点你到哪里去告状的荒诞局面。

  数日前,深圳市公安局打掉了两个破坏中国市场经济形象、专门诈骗外国人的团伙,北京市公安局也查获亿霖木业的诈骗案。不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圳和北京打击力度的加大,经济诈骗的精英们会向中国其他的经济重镇转移。想当年,轰动全国的深圳“ABA诈骗案”破获之后,许多ABA公司的成员纷纷扩散到全国,不久在宽松的环境下,又干上了老本行。(文章地址:http://it.sohu.com/20070608/n250460769.shtml

  以下是笔者的原稿:

市场还有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问题,用实践检验的方法是很容易有结论的。但是,这个问题于中国市场来讲,似乎是个伪问题了。数年来,为验证这个问题,在中国市场上“横行”,调查了相关经济领域里的生产生活环节,笔者只得出了一个境外媒体评价中国市场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的结论。

笔者从200210月起,开始依据《中国经营报》依法刊登的广告接触北京、深圳等地经济诈骗公司。

一、

在某繁华都市的很多地方,有很多经济实力足可贩国的公司和外国商务代表处。这里面的女子如瑶池仙女一般标致,男子也是斯文俊朗的,若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初入宝方者必定感到气馁,甚至怀疑自家的祖坟风水不好、生错了地方。有不端着咖啡、不晃肩膀就讲不出话来的“海归”中国洋人,他们的“学问”是中文里夹带着洋文单词的夹生话,所拽出来的内容是国家总理都着急的大额美金或欧元;也有自称大内“皇亲贵胄”背景的老总作首长哼哼状,在傲慢的太监作风中从政治经济方面给你开课,并小心谨慎地作神秘状讲内部小消息或女明星与某某长的艳史,而且非常地痛恨官僚腐败,在喜欢“关系”的中国人折服这些“关系”后,便直奔与入世后为庞大的中国市场合作所“准备”的那些让人动心的美金或国际游资,条件是交点“关系费用”——前期运作费。这就是北京的经济诈骗公司和其从业者的基本风貌。拜倒在这些公司和代表处面前的,是规模庞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京招商引资者。

遍布北京高级写字楼里的经济诈骗公司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大量的社会投诉,反映着他们遵从资本属性的“通吃”原则。然这已不仅仅是北京一地的一种反经济现象,从遍布全国的加盟陷阱,到高速发展中的变相传销;从深圳等地的各种商业陷阱,到北京等地的国际合作;从新疆、内蒙及丹东的友好边贸,到内地以为平常的“先进经济生产工具”六合彩等等,这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骗”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

中国目前成规模“效益”的经济诈骗主要集中在三大经济圈内,而其中又以京(北京)珠(珠三角)地区为甚。前几天央视新闻调查播出的《亿霖神话》和本报报道的“”只不过是京城经济诈骗的一个缩影,而这类公司的潜在规模和深圳一样,至少在千家以上。这样的规模和效率如果不称其为“产业”,实在是对这些人才和业绩莫大的不敬,专家学者所定义的地下经济和犯罪经济所指大概就是这种古老而又全新的经济成分,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寄生体之一。目前,各种经济诈骗犯罪所波及的范围几乎含盖的经济领域十分宽泛,从一般的进出口贸易诈骗,到不断神奇的高科技概念诈骗等,无一不被其侵蚀,而融资诈骗已成为小儿科的过去,就连蜗居在北京地下室搞资金的老先生们张口谈的都是“国务院刚才给我批了多少亿”的项目投资,以至于办案警察在目瞪口呆之余,受骗者还往往沉静在“投资马上到位”的幸福喜悦中不能自拔。

从目前这种利用法律和制度管理漏洞进行诈骗的猖獗程度看,可以抬举他们是在进行一种资本积累的竞赛。在三大经济圈这个“舞台”上竞赛的有突出表现的“选手”是河北代表队、安徽代表队、广东代表队、湖南代表队、湖北代表队、四川代表队、福建代表队、浙江代表队、江苏代表队和河南代表队等,紧随其后学习“先进经验”的地方代表队就可从全国上报给公安部的经济犯罪动态上去理解。这个庞大队伍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有两劳释放人员,有一般国家退休或下岗人员,有工作或就业不顺转行的,也有货真价实的海归人士,更有遭遇诈骗后就地转化而脱胎换骨的“觉悟者”等等,但基本都懂国家政策动向,且其中不乏有真知者。他们的高端惯用的手法是“依法”敛财,通过一系列的所谓“国际惯例”,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完成主观意图而致受骗方于无法投诉的境地。

然而,灾情还是严重的。在笔者这些年所接触的每一家受骗企业里,没有几个是可以喘气的,基本都是处于破产状态,更严重的是这种诈骗的危害不仅仅停留在当事人这里,而是随当事人的关系而向更深的经济生产层面延伸。以广东企业主吴友志的破产为例,在遭遇深圳外贸和北京“国际合作”的诈骗后,为完成这两个“国际合作”做生产准备,借贷百万向河北定县某织布厂定购项目总价2000万需求的原料布匹,导致下游生产企业在产出一大堆无专业用途的布匹后也背上承重的经济包袱和法律包袱,而吴由此准备的投资合作项目在调产后中断了原有的客户,维持生产必须的资金链出现危机,债主上门、民工要钱,直至法院在民工工资压力下依法封厂,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就这样垮了,数百员工下岗所形成的新就业压力不说,还拖累下游企业和法院,巨大生产资料的浪费不说,光司法资源的消耗就足已买真木棺材若干以葬骗子的。

危害还在“依法”继续。央视《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在南方某口岸城市调查时笔者在场,据透露:当地2005年度记录在案的犯罪业绩是320亿。这仅仅是有报案记录的,如果加上投诉无门或警方无力兼顾的案件,大概也在200亿左右。这两者相加起来,几乎可与西部一个贫困省份的财政相当。问题是其危害不仅仅局限于诈骗犯罪金额的本身,而是在由此诱发大量的暴力犯罪,形成社会惰性的恶性综合反应,如有些受骗者在投诉碰壁后就干脆就地转化成为诈骗集团的新成员,或以“私力救助”形式“有组织、有预谋”地运用绑架等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济建设所必须付出的如此社会成本,使庞大的经济增长在这样犯罪效应下被冲抵,中央发展经济的正确政治主张被扭曲而反向,政府公信和法律权威被彻底打倒,与传销非法经济互相作用形成联动效应后,使国家的安全观发生质变,直逼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

二、

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今天经济犯罪的猖獗繁荣呢?从宽泛的“受灾面积”来看,已经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般地方问题,而是需要从政治高度来重新认识的全国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政府不作为或法律不健全,但从深处看,却会发现我们的整个市场秩序缺乏政治上的高度认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默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大背景促进了犯罪经济的发展,由此导致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认识偏差,直至基本的道德判断发生错误,丧失起码的社会道德底线,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对这种犯罪的模糊认识。如此大环境,即使是君子也会在模范先进人物(包括我们吹捧的上榜精英)的示范效应下心烦技痒起来。

从查源堵漏的争议来看,可发现经济管理制度在操作上存在无效问题。世界最庞大的市场监管系统是中国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虚假泛滥,在虚假注册和假冒伪劣上市面前基本没有发挥有效的职能监督作用,往往是事后发奋补牢讲狠话。在当代中国市场上实施经济诈骗,基本都具有合法身份,但他们一般不走正常繁杂的注册渠道,而是在倍受称赞的与国际接轨下的中介服务市场去交易获得,有一定国家公器象征意义的工商执照和企业需要的全套政府文件是这个市场化后的公开买卖商品,在这个中国唯一诚信、无伪劣的榜样真货市场里,可以自由注册登记。在长期的“后门潜规则”作用下,别有用心的精英们终于用利益的钥匙打开了国家的制度防范大门,在北京和深圳的这些市场政府只能部门周围活跃的庞大办证群体,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职能部门的严格依法行政。这其中的会计师制度就更不值一提了,由于关键的大门已经搞定,花点碎银把一般自然人验证为资产过千万甚至上亿的大老板是根本不成问题的,而且有专门的境外资金为这种虚假验资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有了一身好行头,再勾结一个几乎同样注册的黑心律师事务所,就可夜壶着火一般地大肆编造大内背景或国际财团的神话了,假洋鬼子身份的阁下们一般是先大骂一通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行为不诚信,然后就开始有步骤地刮全国招商引资者的基本增值资源——钱。在国家经济的强势增长信心指引下,在政府公信象征的所有权威证件面前,再加上相信万一情况下的国家法律作用,全国各地求发展的小商人们就会如挤奶一般源源不断地给这些公司送上几乎要命的经营本钱——项目所需的一切国际合作费用,达成这些公司的最终诈骗目的。不过,从具体的行政职能角度看,工商由于执法手段弱化,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限,往往只能依法看着诈骗者合法地实施犯罪后撤离现场,高成本、低效率的合同监管执法,只能是形式和程序的一个完美过程,于当事案件来讲不具有任何法律效率,只能是对诈骗变相抬举下的以罚代管。至于登记信息审查制度和广告信息审查制度等,在利益驱使作用下完全是一个形同虚设的摆设,责怪制度不健全之说显然是逃避责任的不明智开脱语。

由于经济诈骗无明显的刑事危害,公安与工商功能的截然不同,且受限于上世纪1992年公安部“不插手经济纠纷”的规定,在案件不好定性的作为与不作为面前左右为难。为了发展经济的主旋律,警方往往只能被动地屈从于地方政治而不是国家根本大法下的法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主观故意纠纷化后的经济行为就更无法定性了,所以受骗者在“吃哑巴亏”投诉无门后得出了一个矛头只指警察不作为的“天下黑”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一个与受骗者有鲜明对照的犯罪经济蓬勃发展的怪现象。从另一个“积极”的层面看,这种犯罪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积极关联,以至于地方与国家法度发生隐性冲突,因为经济诈骗从伟大构想的萌生开始,就产生诸如房屋租赁、证件买卖、广告和“解决社会就业”等诸多方面的经济社会效益;虽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无效消耗了的巨大经济资源,但受骗者的倾家荡产还是促进了地方服务行业的繁荣,更关键的是在案后有专家为这种犯罪行为做理论上的开拓:这就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淘汰机制。面对这样的局面,警察只能惶恐地隔靴搔痒的所谓“严厉打击”和“专项治理”中勉为其难,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功能所在。如此大环境,警方也只能在忙不胜忙之余只能望骗兴叹,往往辛辛苦苦地依法端掉一个平民愤的团伙,到了检察院和法院后会因利益或“保护投资环境”而发生新的奇妙变化,甚至直接放人。

政策认识和制度建设上的不够,也是形成大面积欺诈的原因之一。在一个“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片面经济自由口号下,市场无道德约束地陷国民于不仁和社会麻木的同时所大量发生的暴力案件的背后,几乎都有不同的经济因素在发生作用,但从上到下都没有在行政措施上认识和重视暴力犯罪的背后,导致行政资源的配置严重倒挂,如深圳一个几百万人的行政区用以经济犯罪打击的经济警察只有区区十八个人,大量警力耗费在不能治本、但又乐此不疲的表面打击上,所以,形成了经济犯罪在受骗者找上门来以后还猖狂地指点你到哪里去告状的局面。

三、

中国的经济秩序,或所谓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被自己破坏的。中国企业的有毒宠物食品进入美国引起国家贸易争端后,换来的是香港媒体一句“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的评价。中国人还真有大长进了,前几天,深圳市公安局打掉了两个破坏中国市场经济形象、专门诈骗外国人的团伙,很少有扬眉吐气感觉的笔者突然间想起了深圳前几年的“ABA诈骗案”,在深圳国贸大厦近九层的办公楼里和这次北京端掉的亿霖木业的规模,使人不得不敬佩他们敢于挑战秩序和法律胆量。“ABA集团”有“黄埔军校”的美誉,而亿霖在“业界”的地位又在哪里呢?在北京的那些从罗马花园辗转到现代城、从国贸到金融街的“投资精英”们又将到哪里去寻找比中国更好的诈骗土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圳打击力度的加大和北京有可能的强硬态度,经济诈骗的精英们会向中国的经济重镇上海成监制地转移,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经济诈骗的“化疗”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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