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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枉法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006-11-13 23:46:00|  分类: 国家法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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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天天念叨着依法行政的深圳,法院是最能体现“法”的效率的了!然其效率下的直接效果究竟如何呢?
  这个效果,可以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角度上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加以分析肯定。通过一般案件,来看其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有益的,对认识法律、认识问题大有帮助。但是,社会不愿意看到法律仅仅是少数人的牟利工具。
  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的五名法官被逮捕后,社会一度“大快人心”地高兴了一阵子。但我们只要以他们随便办的一个案子为例,就可以发现巨大的以上相关问题。首先,是法官办案在“依法换钱”过程中的本身巨大额外经济收入,这次在法官家里缴获的银子2700万等,就是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证据之一,而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孰为可观。
  我们可以从一个一般案子来看这个效益。由于国家法律在法官的利益驱动下发生改变,法律的服务关系和对象也在发生变化,国家预期的法律在这里彻底经济化,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法度秩序也为之改变。
  当事人郑虹因1998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某公司,要求公司退还114万余元的购房款,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后上诉中院,中院以《(1999)深中法房终字第290号判决书》维持原判,其理由是:“某某实际上是以公司的房产作为其支付给郑虹的股权转让款,此行为侵害了公司的权益。与郑虹签订《退股协议》等系某某个人行为,公司不承担给付义务”,同时明示该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并口头提示该案属仲裁委管辖。这一整套的法律诉讼下来,对于一个曾经是法官的当事人来说是相对轻松的,并轻松的是司法程序需要的每一笔诉讼费用开始发生司法经济效益,而接下来的一系列“经济诉讼”就使一般百姓所望尘莫及了!
  2001年3月,深圳市仲裁委受理了郑虹与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同年8月作出某某应向郑虹支付股份转让款114万余元及利息的裁决。然而,同年12月,中院却又根据某某的申请作出《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19号裁决书》,莫名其妙地否定了以前的“股权转让纠纷,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的判决,以国家法律之名义撤消了仲裁委的裁决。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发生关系的每一家行政机构都不会白忙活,每一份法律名义上的裁决都是要依法收点银子的。
  既然不该仲裁委管辖,郑虹于2003年7月理直气壮地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重新起诉被告公司的某某个人。2004年2月,福田区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作出《(200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667号判决书》;被告不服,上诉中院,经过中院十个月的依法行政,于2004年12月下达了《(2004)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824号判决书》,撤消一审判决,再次驳回诉讼请求,然可笑的是理由却与290号判决相反:“某某与郑虹签订《退股协议》等系曹某的职务行为,164万余元的给付主体为公司。”公正与否也好,自相矛盾也罢,就无必要评价了,但可观的是司法经济效益起来了。如此折腾来折腾去的唯一受益者除了法院,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受益主体来,至于法官个人是否在这个案子里有额外的经济收获,就只有天知道了!
  象郑虹这类当事人在案件审理期间所产生的直接经济贡献,还不仅限于法定的诉讼费用,而附带产生的额外开支,则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在旷日持久的直至今天还在诉讼的过程中,只要郑虹张口吃饭就会产生经济消费,还要座车出行等,在日常生活中等待判决,因此,只要他还活着不死,就是这个“司法经济圈”的一个经济拉动因子,从而带动相关经济的增长发展。
  这个案子还在进行中,效益将进一步以法定方式在司法体制内产生新的经济效益,而2700万的这种法权交易也理所当然地在这种司法体制下应运而生。然而,社会效益也从这里开始萌芽。
  所谓司法社会效益,一般是积极意义的,但从深圳法官所产生的司法社会效益看,却是负向的。由于司法法官枉法徇私,正常的国家秩序,具体到生活秩序、经济秩序等被他们彻底破坏,承担不起司法经济负担的当事人会转而寻求暴力解决问题,以经济雇请流氓团伙的“私力救助”以最爽快的解决方式开始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由此除拉大经济生产线以外,还额外地扩大国家财政投入用以监狱改造和建设,负向社会效益开始形成。如果谨此到这里为止,尚可用米长警棍(广东地区的巡防警棍足有一米,系全国最长)度安危,然上层建筑的内部控制成本却成倍增长,使得中央不得不亲力亲为地来刮毒疗伤,以维持国家稳定。
  全国猖獗的社会犯罪,就是这个不仅仅局限于深圳的社会效益的最直接体现。各种生动的血腥犯罪案例究其背后,都有司法难辞其疚之过,就更不用说法官勾结狼外婆所发生的直接暴力“社会效益”了。它与经济效益相辅相成,彼此照应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司法腐败已不仅仅限于司法本身。
  法律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社会效益”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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